你对金钱的态度，隐藏着原生家庭对人格的深刻影响，隐藏着焦虑得以萌生的温床，和你自己意识不到的人格秘密。

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所说：“焦虑是一种处处流通的货币，当它所伴随的表象内容受到压抑时，就被换成或者能够换成所有的情感活动。”可以说，我们都在用金钱支付内心的压抑。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而究竟金钱与我们每个人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你是吝啬还是挥金如土？慷慨还是斤斤计较？是否容易被羡慕嫉妒恨左右？这些问题都能在阿夫纳拉的著作《金钱：从左拉到精神分析》中，从精神分析角度找到答案。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访问中国。那是一群朋友组织的为期数周的长途旅行，好几个家庭一起。当时我们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货币。

在那个年代，外国人需要用自己的货币去兑换外汇券，而中国国内流通的货币跟今天一样都是人民币。因此，专门给外国人使用的外汇券是很少见的。虽然票面价值与人民币的面值相同，但是外汇券可以用来在“友谊商店”等地方买东西。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这些外汇券很受欢迎，有时候，有人会以高于面值的价格从我们手头再买过去，我记得是比面值高约50%。同时我们还发现，外汇券在很多店铺都不能用，日常生活需要的是人民币。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外汇券。有的人尽量少用，有的人只在接受外汇券的地方用，有的人按面值兑换成人民币，还有人想以最高的价格兑换尽可能多的人民币。但如今我意识到，这些外汇券并不是货币。它们缺少了一个本质特征，就是流通性，即交换任何可用商品或服务的可能性，因为这些票券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友谊商店、特定的旅馆或餐厅、长途旅行，等等）才能合法使用。由此，这些外汇券将我们这群外国人排除在我们走访之地的日常生活之外，这是个困难，它不亚于我们和当地人交流的困难，因为在旅途中和当地人对话往往需要通过翻译。一旦涉及金钱就是货币的问题，一旦涉及货币就是符号性交流的问题。正是因为不能进行符号性交流，我们与当地人有种隔膜感。没有相同的货币，又没有相同的语言，这种交流变得困难重重。

但是，我记得在大运河苏杭段航程中的一个停靠点，在一个小村庄的市场上，我买了一个用竹子和金属制成的小刨丝器，这个厨房用具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就在我的眼前。当年我是用人民币买的，外汇券在这时派不上任何用场。那次购买，那种用货币换取物品的行为，让我得以跟制作并出售它的女人进行了交流。我们俩都笑得很开心，尽管我们说的话互相都要通过翻译才能听得懂。她向我解释这个器具的用途，如何用它来把蔬菜刨成丝或者削成碎片。能有这样的对话，究其根源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符号性工具：货币。

如果只从肛门期的角度去考虑金钱，那么符号性的维度就被忽略了，金钱就只存在于想象性领域中，成了某种我们拥有、给予或是保留的东西，就像粪便被理解为婴儿献给母亲的礼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外汇券和人民币是等价的，哪怕它们意味着与世界并不相同的关系。与当前欧洲的一些“当地货币”一样，外汇券限制了经济的交流，更确切地说，它规定了在哪些主体之间才可以发生这样的交流。在此，货币被截除了部分的符号性功能，而符号性功能就是能够涉及所有主体间的所有交易的功能，这被经济学家称为流动性。

弗洛伊德熟知货币的流动性概念，并用它来形容焦虑。在1916年《精神分析引论》关于焦虑的章节中，他指出，“焦虑是一种处处流通的货币，当它所伴随的表象内容受到压抑时，就被换成或者能够换成所有的情感活动”。某个特定的症状（担忧、恐惧症、强迫行为等）反映出一个主体的个人历史，并表达出一种被压抑了的无意识欲望。我可以称之为一种易货交易：每一个内容被压抑了的情感活动，都对应着一个症状。与此同时，焦虑伴随着所有这些被压抑了的活动。就像金钱一样，焦虑并没有绑定在某个特定的客体上，而是令所有的交换成为可能，因为它是流动的。如果说弗洛伊德在分析治疗中只是将金钱视为一种物品，那他在焦虑中则找到了货币的等价物。主体正是用这种货币来支付压抑。因此，一个分析来访者在治疗中使用金钱来为会谈付费，是为了不再使用焦虑来为自己受到压抑的情感活动买单。这是一种货币兑换，在此，欧元和人民币都是一样的！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货币的发明都跟强制行动有关：一位主人（国王、皇帝、君主……）强制性地规定一块金属具有某个价值。在各国的记载中，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期间，在货币原型（美索不达米亚的银锭，欧洲凯尔特的青铜斧，中国的贝壳、铲币或青铜刀形币）得到使用之后，本身并无多少价值的圆形金属片成为交换的工具。它是一种符号性的工具，保障其价值的就只有信任，必须有这种信任才能使用它。

抓住货币的符号维度，可以让我们理解每个主体与金钱的关系不仅限于力比多的活动，尤其是肛门阶段的性欲活动。发挥作用的是每个人如何登录在这个世界。就这样，信任和不信任的问题组织起一个人与金钱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吝啬鬼敛财是为了守住财富，他担心货币会贬值，因而生活在不信任中；而对一个挥霍者来说，货币的贬值则能够合理地解释他为何如此挥霍无度。

信任和不信任为移情定下了正向或负向的基调。在支付治疗费用的时候就存在这种移情的印记。当一个分析来访者用货币支付其治疗费用时，他可能是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钞票，或是递上一张就像熨过一样挺括的钞票，就像弗洛伊德提到的病人一样：他拿出来的钞票是如此精美，让弗洛伊德以为是新的，而实际上对这个人来说，这是为了掩盖自己用肮脏的手所做的不太干净的事。但是，当弗洛伊德向他指出这一点时，病人却一去不复返。移情调转了方向。

不过，无论移情是正向还是负向，无论钞票是干净还是肮脏，是光滑还是皱巴巴，货币的价值都没有改变。精神分析家和分析来访者对于货币有着同样的信任。他们都同意，用于支付会谈的那张纸片相当于一定金额的人民币或者欧元，其价值是有保障的。

因此，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为治疗付款的时候，金钱想象的一面和符号的一面都会再次相遇，并超越了文化和语言的差异。

本文系《金钱：从左拉到精神分析》中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