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伯

怀旧之风日盛，不仅是为了记取过往的点滴记忆，更是为了给未来作一借鉴。金融业的雪泥鸿爪亦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组分。

在人们意识到金融业的史料研究和收集时不我待的当下，《金史聊斋》邀请了历史研究者、银行史料编撰者和金融历史刊物编辑来聊一聊金融史料编集的方法、作用，与读者探讨互勉。

(相关资料图)

独具特色

《银行博物》：

近几年，人们对于金融史的研究有了回暖的迹象，各地纷纷新设或者正在筹备银行类、金融类博物馆，这类史料书籍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银行史和金融史的研究对于社会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呢？

沈祖炜（上海文史研究馆原馆长）：银行史研究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制高点，难度很大，但深入下去，对经济史的认识和研究就会不断加深。

银行是现代经济的枢纽，可以反映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所以银行史研究亦将推动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银行又是近代经济门类中最称现代化的部门，聚集了众多人才，所以银行员工能写出许多视野开阔、见识独到的评论、演讲和调查报告，其题材除了狭义的银行业务之外，还涉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和层面，包括许多内地的地方经济状况，都有专门调查。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城市化阶段，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在愈益显示，城市历史文脉的梳理和保护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保护和研究城市的历史文脉，需要广阔的视野。城市史料相当丰富，除了档案文献、年鉴史志之外，还有相当多的资料散布在各个方面。银行史虽然带了“银行”两字，却并不仅仅是银行的历史。

什么样的人，关注什么问题，采用什么方式，与他所记东西的价值很有关系。有一部分银行史料，尽管出发点是银行业务与职责所在，但其内涵与作用已经远不是“银行”二字所能限制的了。

现在重视银行史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做学术研究，有人是以专业身份在做，有人是凭个人兴趣在做， 后者往往是做得最好的。

杨苏红（九三学社上海金融委社员）：银行史是金融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看来，金融史是有镜鉴意义的。西谚云：太阳底下无新事；培根说读史让人明鉴。金融史尤其能够集中体现社会的演变。兴亡背后，经济金融基本总是扮演无形推手的角色。吸取历史教训，任重道远。

阅读金融史，绝无陈旧之感，但觉冲击频来，头脑风暴不断。做到镜鉴， 做到知行合一，依然长路漫漫。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史的指导意义不减，必然常讲常新。

独具只眼

《银行博物》：

我知道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编撰过一套《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您可谓是熊老师所说的“凭个人兴趣在做”了。那是什么样的契机令您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刘平（复旦大学金融史研究员）：机缘巧合，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时，和我同寝有一个同学王强，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当时他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有一次，他与我谈起过英美烟草公司出的内部刊物。当时我就很好奇。我想正式刊登的文章和内部交流的文章应该是有很大差异的，内部交流的文章应该会比较具体、真实和可靠。那时起，我便开始注意收集银行的内刊。

我当年博士论文做的题目是《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1897-1949）》，导师是吴景平先生。那时限于时间和条件限制，论文主要着眼于对相关制度文本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政府监管机构在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和制度的时候，监管对象到底是如何来回应这些要求和制度的。虽然我那时也做了一些相关研究， 但总觉得还远远不够。所以我就想更多地从内刊角度，看看银行内部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是从整理编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刊《海光》开始着手的。

《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初编 》

开始我只是想做一个《海光》里的文艺作品编选，而且已经编完了。有一次我和上海档案馆的邢建榕研究员谈起这件事。邢老师建议，可以考虑把其他内容也编一下。因此，我又对《海光》其他史料进行了整理和编辑，着重反映员工工作和生活状态。编完后，上海书店完颜绍元编辑认为，这些史料应该更有价值。于是出版了《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初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同已经刊布的那些以档案文献为主体的银行史料相比，《丛编》的特色更像是银行的“内史”，这里有许多内容，比如银行的内部机制，各部门的关系，各种业务的运行，员工的招聘、待遇与考核，或者作为他山之石的外国银行是怎样培训员工的介绍等等，多有档案文献里看不到的丰满细腻的展示。

密切关注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看来是当时银行内刊的一个亮点。书中有许多在一般官方文章甚至新闻记者笔下也看不到的真实资料。我在此先信手举出两例：

一是《二编》一篇交通银行职员所写的《淮安经济概况》，1934、1935两年内，淮安农业什么情况，稻、麦、豆、杂各自产量与最高最低价格是多少，当地每年自己需要各粮占比是多少；钱业什么情况，钱号几家，银行几家，流通哪些券钞和辅币，标有上海地名券钞的信用怎样，等等，俱有来自非官方调查的第一手资讯。

二是《三编》所收中国银行无锡支行写的《民国二十二年无锡农村概况》：无锡“灌溉便利，土地肥沃，素称江南丝米之区”。作者凭多年在锡积累，对无锡共有多少万亩农田，稻、麦、桑田各占多少，怎样以拥有田数划分富户农民、普通农民，怎样分项计算河泥、荳饼、锄田、莳秧、挡稻、灌稻、戽水等生产成本，各类农产品的售价，都有切实调查记录。再以去年秋收熟年情形预测亩产收入，“每亩所余， 不足二元”，故普通农户“以一家数口之生活，竟不敷开支”。佃农更惨， “须还去麦二斗，米八斗，相比之下， 实属不偿所费，仰屋空叹者有之，妇孺饮泣者有之，困苦情形，达于极点”。再从洋米洋麦倾销导致农产物价暴落、日丝排挤导致蚕桑一落千丈，以及因资金困乏、教育落后导致农产品缺乏改良等，剖析了无锡农村何以“几濒破产” 的深刻原因。继而分析为什么银行全力推行各种业务企图救济农村，而成效极少的缘故。

《丛编》在这方面的贡献就值得我们重视。这里面的许多资料，对民国时期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有非常丰富具体的揭示，不仅涉及本埠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上海与周边如嘉定、青浦、松江，乃至内地的关系。比如《三编》所收的一篇题为《内地与上海》的演讲，对于内地与上海的差异所在，对于内地困难日深一日而上海繁荣反有畸形发达的原因，对于内地破产的结果亦就影响到上海前途的危机，都有“历史在场”的深刻分析，不似我们今天讲上海历史，终究是隔一层的“不在场”者。又如《四川十个城市一瞥》， 全部材料都出自作者随中行总经理入川视察所得，凡形势、街市、市政、产业、商业、货币、交通、生活、教育各门，无不分类记录，而且写得既概括， 又直观，像这类鲜活的资料对城市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再如《三编》的“居家”专辑，收了好几篇《我怎样支配我的生活费》《我之生活费预算表》这类文章，当年一个银行“白领”，月薪带各种津贴的收入有多少，吃饭住房、用电烧煤、乘车杂用的“经常开支”是多少，儿女教育、衣帽添置、医药书报、交际送礼的“特别开支”是多少，或赡养父母每月往家中汇寄多少，或按月津贴弟妹读书多少，等等，无不具体详实，自然更是鲜活的城市生活史料。

独具一格

《银行博物》：

现有的银行史和金融史研究的着眼点在哪里，后来的研究者又能从什么方面进行突破？ 

杨苏红（九三学社上海金融委社员）：就我所接触的文章中，有些银行史、金融史作家会写一些叙述和评析金融发展变化的文章，其中会涉及银行家群体或者银行和金融的重要事件；有些作家会对金融改革进行思考；有些作家有着敏锐的金融触觉，会对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的金融脉动描写细微， 提供全景式画面；有些作家则向读者提供了古今中外金融的多个侧面与剪影， 丰富多彩，斑斓多姿，尽量还原金融史的鲜活面目。

这些研究，或对当今上海国家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借鉴意义；或是期待金融行业涌现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或是更多地思考银行的社会责任。

沈祖炜（上海文史研究馆原馆长）：过去的银行史、金融史研究，财经大局上的宏观把握较多，企业内部的开掘，如银行内部的运作管理等课题较少。不过，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国近代金融史、经济史研究展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虽然许多学者还在继续从事较为传统的经济、金融史学研究工作，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受到现实生活中改革和发展的感召，他们为了解答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追溯这些问题的历史渊源，给各种现实问题以历史的透视，或者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以诸如此类的态度来选择课题、组织研究，已经在上海的经济史学界形成了一定的气候。

刘平（复旦大学金融史研究员）：现有银行史和金融史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其组织的沿革、制度变迁的研究，还有对银行家的研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研究，不过对于普通金融员工实际生存状态的反映是有所缺失的。相对于现存的档案资料来说，补充一些金融员工生活史的资料，以及政策的具体执行之类的资料，应当可以大大开阔研究者的视野。

独具匠心

《银行博物》：

我们博物馆作为银行史和金融史的研究机构之一，对于此类史料收集整理的艰难困苦是感同身受，各位老师认为现在的银行史、金融史研究者应该怎样工作，能否勉励一下新一代的研究者？

沈祖炜（上海文史研究馆原馆长）：银行史研究必须以行史资料为坚实基础。静心收集史料并加以阅读整理是必不可少的。

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 我刚研究生毕业，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我们的老院长张忡礼教授对史料征集是非常重视的。有一次他听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要处理一批陈年档案，马上指示我们经济所先接收过来。档案有好几卡车之多，我们接手后都堆放在社科院一个大平房里。这可不是一堆了之，大家是一本一本地翻阅， 去芜存菁，耗时多日，最后留下一百多个箱子的资料。要知道这些箱子都是很大的！最终要让资料发挥作用，还必须经过整理。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历史著作的分量，往往是对材料的发现和整理。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发现材料多了，说话就有分量。总体上，我认为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研究对象都应该是多元的，不是新的就比旧的好，义理、辞章、考据，哪一项都有价值。我觉得讲历史学不要太强调“有用”。无用之用，乃为大用。

读史其实是让人明理，让人智慧，让人通达。所谓“明理”，是说尽管历史不能重演，但是其中蕴涵着道理，比如一个朝代为何兴盛起来，为何衰落下去，内在是有道理的。使人“智慧”，是说历史上有很多成败得失，看得多了就会智慧。所谓“通达”，多读历史书，看过去的治乱兴废、悲欢离合，就会把眼前的事物放在连续的时空中去考量，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去考量，就会通达。

如果说历史学有什么用，就是这个用途。庄子说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历史就是无用之用。一个人如果明理、智慧、通达，生命质量就会比别人高出很多。一个民族如果明理、智慧、通达，就会少走许多弯路。

刘平（复旦大学金融史研究员）：诚如沈老师所言，历史学的相关研究中，史料是很重要的。

不过资料的搜索是个很艰辛的过程。比如我收集《海光》的时候，整套还差一本，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我托人到美国的大学去找资料，还跑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等处， 甚至还联系了台湾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史馆。历史资料的搜集很难。现在要找资料都已经有缺失了，不抓紧搜集， 可能以后搜集起来会更难。

编资料的过程也很麻烦。这么多宝贵的资料需要找一种最好的形态来展示它。以前史料的整理主要是影印出版， 即根据原样出版；之后也有排印出版史料的，即使内容还是原来的内容，但是加了标点符号，读起来比较方便。但无论是影印还是排印，对于检索仍然是十分不便的。所以我认为对已有史料进行选编，将相关史料做整理、分类，会更便利后来的研究者。这里就有取舍的问题，要注意相关文章应该分成哪些栏目，要根据读者和编者的需求进行选材：好的内容没有放进去是个遗憾，不加取舍全部放进去也会影响整体质量。对于史料的使用者而言，我觉得文章体裁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方便读者使用，能让读者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看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能轻易地搜索到需要的文章，了解当年的历史。

做这类编选，可能具有专业背景知识的人相对会更有优势。这类编选其实特别难，需要有专业的眼光。还有就是花的功夫非常大：找寻资料是一点；其实更大量的时间要花在仔细阅读所有资料上；然后还要筛选和分类；另外还有录入和校对，录入可以请别人帮忙，校对要自己校——撇开繁体字和竖排的格式给阅读增加了阻碍，印刷的资料经常会有不清晰的地方，那就需要找原件核对；有的时候原件的文字本身就有疏漏，编者需要有自己的判断；还有就是文章中会涉及各类专业术语和名词，就要先把这些内容弄懂，某种程度上说， “要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做史料汇编需要有工匠精神，没有恒心是完不成的。

很多专家学者评价，史料编纂工作是造福社会，其实我认为对编纂者本身来说也是得益的。对这些史料最熟悉的，应当是编纂者本人。史料整理是个系统工程。这是一项费力、费钱、费时间，同时也很难体现什么学术成果的工程，但是仍然需要有人来做，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