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的金融服务业发展较早。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但在两次大规模金融监管改革和各种有利要素禀赋的作用下，英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然难以撼动。金融危机对英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金融业自然难以幸免。面对危机的冲击，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已经积极作出回应，弥补监管漏洞，试图使英国金融业重回正轨。

要素资源丰富

第一次产业革命成就了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通过工业化生产形成的贸易竞争力，英国成为全球生产中心和贸易中心。而贸易顺差使得英国积累了大量黄金储备，使得英镑成为国际贸易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和支付手段，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得以确立。

除了国际贸易聚集的直接作用外，石油期货交易也是巩固英国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北海布伦特原油的开采和使用，促使伦敦洲际交易所交易的布伦特原油期货成为国际油价的重要基础，也促进了英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完善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成为英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英国信息技术产业(ICT)的产值占到GDP的10%，达660亿英镑，从业人员超过100万人，使得英国拥有欧洲最强、全球领先的信息基础环境。

经过多年的发展，金融业已经在英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值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而就业人数在经济中的比例则超过了20%。据伦敦贸易和投资署统计，早在2007年英国金融业就管理着4.1万亿英镑的基金，而其管理的英国及国际客户的海外资产价值更是高达12.4万亿英镑。

伦敦与纽约和东京并称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也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其金融服务主要位于两个地区，即伦敦城和港区(尤其在金丝雀码头周边)，已经设有500多家银行，成为名符其实的金融中心，在欧洲债券、外汇市场、能源期货、全球保险和另类投资市场等方面在全球居领导地位。伦敦城的主要金融机构和市场包括英格兰银行、伦敦股票交易所及劳合社等;港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现在已经成为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以及包括巴克莱银行、花旗集团以及汇丰等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

除了伦敦以外，英国其他区域也分布了不少重量级的金融机构。苏格兰(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是英国第二大金融中心，也是欧洲地区基金管理中心，包括皇家苏格兰银行(欧洲第二大银行)、HBOS(苏格兰银行的母公司)以及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的总部都位于此。利兹、卡地夫、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城市都有大面积的金融业聚集区。

确定金融中心地位

英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较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金融业实行金融机构自律管理为主、英格兰银行监管为辅。面对日益下降的国际竞争力，英国撒切尔政府实施了以“大爆炸”为标志的金融监管自由化政策，制定了《1986年金融服务法》。政府对金融的监管大幅放松，英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加强，本土金融业恢复了活力。1989年，伦敦外汇市场日交易量大大超过了纽约和东京。而在1979-1989年间，英国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的投资额增长了320.3%，远超制造业的12.8%的增长率。

90年代，在英国境内拥有45家分行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因被发现做假账和丧失清偿能力而被关闭，巴林银行因其内部管理不善轰然倒闭。1997年，英国布莱尔政府宣布对金融机构制度进行重大调整，将银行和投资服务监管机构合并为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并更名为金融服务局(FSA)。《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生效，取代了《1986年金融服务法》，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英国上市局及其他6个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相继纳入FSA，英国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向单一监管模式过渡。

应对金融危机

尽管英国与金融危机的中心相去甚远，但在金融业全球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今天，金融危机对英国金融业的影响不可小觑。首先，金融危机造成了银行流动性的紧缩，从而使得银行机构大量裁员。据英国工业总会估计，在金融危机爆发3年后，英国金融服务公司2010年仍裁员了1.7万人。其次，英镑快速贬值导致英国金融业不稳定因素加剧。汇率的不稳定使得金融业对即期和远期的本外币资产的持有产生更大担忧，进而影响市场活跃度。第三，金融危机促使英国面临巨大偿债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外部的冰岛等国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也来自持续财政赤字推动的经济刺激计划所产生的内部压力。

面对金融危机揭露出来的监管问题，英国议会通过了《2009年银行法案》，并公布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两份文件提出，设立专门机构，强化金融稳定目标，高度重视对市场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赋予英国金融监管机构更大的权限和灵活性;明确监管当局在银行危机处置中的权限和程序，由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FSA一起，承担整合职责，对出现问题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干预和处置;建立整套破产程序，对银行破产的基本条件予以约定;改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加强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强化与国际和欧洲监管机构的合作。金融监管的强化使得英国对全球金融机构和资金的吸引力显著增强，帮助英国重新成为欧洲乃至全球金融交易的重要集聚地，为其经济在包括脱欧和新冠疫情等冲击下保持稳定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持。(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